管仲是怎样使齐国强大 对此你有什么认识

1. 管仲是怎样使齐国强大 对此你有什么认识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政治、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 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则民乏”的经济困境。 （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 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 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政策。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政策，《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调控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8-9战国经济图 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仅供参考啊！

2. 管仲对经济战的思想

　　摘要：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政治、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 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则民乏”的经济困境。
　　（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 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
　　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政策。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政策，《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调控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8-9战国经济图
　　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3. 管仲用了什么方法使齐国变成经济强大的国家

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政治、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 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则民乏”的经济困境。 （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 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 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政策。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政策，《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调控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8-9战国经济图 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参考资料：  http://www.soudoc.com/bbs/read.php?tid-8426792-fpage-7.html

4. 齐恒公第一成为霸主，在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原应是？

　　管仲变法，自身经济繁荣，主要来源，生产鱼盐，军队强大，任用贤能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政治、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 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则民乏”的经济困境。
　　（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 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
　　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政策。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政策，《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调控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8-9战国经济图
　　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http://www.soudoc.com/bbs/read.php?tid-8426792-fpage-7.html

5. 齐恒公任用管仲采取了哪些改革措施?有什么作用？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政治、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 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则民乏”的经济困境。
　　（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 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
　　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政策。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政策，《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调控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8-9战国经济图
　　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6. 管仲用了什么方法使齐国变成经济强大的国家

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政治、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 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则民乏”的经济困境。 （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 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 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政策。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政策，《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调控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8-9战国经济图 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参考资料： http://www.soudoc.com/bbs/read.php?tid-8426792-fpage-7.html

7. 越南经济发展的优势?

2008年以来，越南通胀率节节升高、股票市值急速下跌、越南盾大幅贬值、劳工罢工事件频繁发生，一些报刊把当前越南经济出现的问题与11年前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相提并论，国际投资风险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先后发布公告，下调对越南经济前景的预测。同时，也有许多学者预测，越南的经济正在加速发展，将迅速成长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笔者基于近期前往越南的实地考察，得出结论：越南目前正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其经济起飞具备了天时、地利与人和三方面的有利条件，是东南亚地区最活跃、最具竞争力的一颗经济增长之星。然而，在经济快速起飞的同时，越南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诸多矛盾也日益尖锐，因此，她正面临着政治经济体制革新的攻关阶段。换言之，越南经济社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能否突破这个瓶颈，2008年和2009年可能是关键年头。 
  一、越南经济发展轨迹 
  第一个时期：医治战争创伤与恢复经济(1975-1985年) 
  经过20多年的战争，越南终于在1975年实现了南北方的统一。统一之后的越南千疮百孔，经济面临崩溃。由于战争的破坏，加上僵化的经济管理模式和官僚主义，越南全国陷入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生活必需品必须由国家定量分配，日用品奇缺，通货膨胀率高达3位数，1976年为128%，1981年为313%。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越南的党和政府开始尝试一些改革，尤其是在农业方面，鼓励合作社和社员开荒复垦，试行产品承包，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出现了复苏；工业方面，政府试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包括下放经营自主权，实行承包工资、计件工资等多种工资方式以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流通领域也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如取消票证制等。 
 
 
  第二个时期：革新开放与建立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1986-1995年) 
  越南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增长与发展，始于1986年实行革新与开放。其革新与开放也是首先从农业方面开始的。农业革新的核心，是把土地还给农民，使农民对土地与收成完全拥有自主权，从而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工业方面则是强调市场因素，改变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引进外资，鼓励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通过几年的努力，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越南已初步摆脱经济危机，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通货膨胀率在1990年下降至67.4%，粮食连年增产，从1989年开始每年出口大米100-150万吨(1988年还要进口大米45万吨)，到1999年，越南出口大米的数量增加至400多万吨，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泰国。 
  革新战略充分解放了越南的生产力，1991—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8.2%，其中工业增长13.3%、农业增长4.5%、出口增长20%、通货膨胀率从1991年的67.1%降至1995年12.7%，每年创造100多万个就业机会。 
  
 
  第三个时期：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时期(1996年至今) 
  1996年6月28日至7月1日，越南举行八大，总结了实施革新路线的10年，提出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路线。1996-2000年，越南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仍取得了7%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001-2005年，越南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年均增长达到8%。尤其是在2006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了越南经济的开放程度，使越南加速融入世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贫困率下降、出口迅速增长，经济结构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逐步上升、农业的比重逐步下降，越南已开始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过渡。 
  2004年8月17日，越南政府颁布“稳固发展战略定向”的21号决定。决定宣称，到2020年，越南将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求工业产值每年增长达到13%以上，到2020年，越南的经济结构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农林渔业产值仅占13%左右，工业、服务业的比重将分别上升至45%和42%。 
  越南目前正在实施新的五年计划(2006-2010年)，按照规划，该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8%以上，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是2000年的2.1倍，达到约940-980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1050-1100美元。 
  二、越南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笔者在2008年初发表的一篇分析东南亚地区形势的文章中，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前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称“越南是这个地区经济增长的明星”。”国际经济学者和观察家普遍看好越南经济，认为越南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越南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几年保持在8%左右的高水平，是东南亚地区增长最快的一个国家。此外，加入WTO的效应将会进一步凸显，越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会进一步密切，尤其是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使越南受益匪浅。2008年1月24日，越南计划和投资部在河内举行了外资工作会议，据会议透露，1987-2007年，越南在过去20年一共吸收了9500个外国投资项目，外国投资总额达980亿美元，它们来自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68%来自亚洲、16.2%来自欧盟、11%来自美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越南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更加凸显，据统计，在2007年，一共有203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越南，比上一年增长69.2%。外国投资对转变经济和生产结构，促进越南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迈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促进了越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为越南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升，环境和自然资源等瓶颈也日益突出，许多原本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将眼光转向越南，中国本身的资本也开始加快在越南的投资步伐。可以预见，今后几年，随着越南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将会有更多的外资进入越南。在大量外资的带动下，越南经济已经步入快车道，越南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主要加工基地，换言之，越南将成为另一个世界工厂。 
  近期，地区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受到美国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越南宏观经济形势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担忧的现象，不能不引起警惕。鉴于新的情况，越南政府已经调低了2008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的8.5-9%降至7%， 
  
 
  一是高通胀现象。一些学者指出，亚洲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不是美国的次贷危机的冲击，而是高通货膨胀的影响，越南的情况恰恰如此。最近几个月来，越南的通货膨胀有如脱缰的野马，直线上升，2007年底全国的消费品价格指数达到约14%，2008年2月升至15.7%，5月份升至25%，6月份可能达到27%。国外有机构预测，2008年全年将达到或者超过20%。尤其是食品和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最快，中下层人民生活受到较严重的影响。高通胀考验着越南政府，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社会不稳定的迹象：罢工事件在增加，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在积累。为了保证越南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越南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个紧急方案，包括8个方面的措施：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民增加农业生产；限制粮食出口；提高利率，紧缩银根，暂时停止一些不重要的投资项目，为那些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项目让路和保证资金；为各家商业银行注资；向那些生活在贫困以下的穷人提供援助等。 
  二是出口减速。由于国内食品价格急剧上涨，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越南政府决定削减粮食出口，从原来计划出口400万吨减少至约320万吨左右，其他农产品的出口也将减少。另外，针对国内新材料供应紧张的状况，越南还将在2008年减少煤等原产品的出口。此外，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需求均在下降，越南的商品出口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尽管越南的出口市场已经相当多元化，中国等东亚国家也是越南的主要市场，但欧美日仍是越南的主要贸易伙伴，如果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对越南出口的消极影响毋庸置疑。 
  三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积累的诸多矛盾尖锐化。从1986年实现革新开放至今20年的时间里，越南经济一直持续高速发展，初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况，然而，持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诸多矛盾逐步暴露并尖锐化，包括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矛盾、劳资纠纷与矛盾、地区之间与城乡之间的矛盾、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革新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的矛盾等。以劳资纠纷与矛盾为例，据《亚洲时报》报道：近年来，越南劳工为提高工资待遇、维护权益而展开的罢工等事件层出不穷，1995-2006年，越南全国一共发生了1000多次各种不同规模的罢工，而在2007年仅一年便发生了至少541次罢工，约有35万工人参与，这些工厂大部分都是外国投资企业。罢工事件大部分都是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虽然2007年越南政府已经将工人的最低工资调高25%，但由于消费品价格猛涨，下层工人的生活仍然入不敷出，劳工不满情绪高涨。2008年2月中旬，位于海防市的一家日资企业Yazaky Eds Viet Nam Ltd有5000多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这家工厂是专门生产汽车零部件以供出口的外资企业。据当地报纸报道，这家企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在110-120万越南盾之间(约为68-75美元)，尽管已经超过了越南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但仍不足以维持工人的日常生活开支。2008年4月初，专门生产耐克鞋出口到美国的台资企业2万多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罢工，要求将他们的月工资(59美元)提高20%。 
  对于当前越南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与各种矛盾，越南的党和政府也承认，“经济基础的出发点还较低，其效益及竞争力较薄弱，政治及行政系统革新进度缓慢，加上不少的干部道德败坏、变质、腐败、浪费等弊端越来越严重。”“经济结构转移速度缓慢；文化社会机制及政策革新进程较缓慢，社会各种疑难问题尚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党在一些领域上的革新思维进度较慢。”“一些干部、党员，甚至是各级骨干党员素质差，能力、责任心差，缺乏先锋性，不树立榜样，不够水平及能力完成任务”。
  三、越南投资环境辨析 
  自从1986年推行革新开放政策以来，越南一直被视为外国投资者的“福地”，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美国和欧洲的资本纷至沓来，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投资热潮。外国投资者为何如此青睐越南?可从如下三个方面看： 
  首先，自然资源丰富。越南全国土地的1／3为可耕地，适合发展农业生产和出口型农业；越南的热带雨林资源也非常丰富，植被覆盖率达43.8%；越南矿产资源丰富，至今已发现的有90种以上的矿场有2000多个，其中有120种矿场30种矿产已经设计开采，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各金属和非金属产品。越南的海岸线很长，水产潜能丰富多样。 
  其次，人力资源丰富而廉价。越南全国人口(2006年)8410万，城市人口占26.2%、农村人口占73.8%，其中2／3是战后(1975年之后)出生。上世纪80-90年代，大部分体力劳动工人的月工资只有30-50美元，最近几年，越南政府一再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但仍在60-100美元左右，是东南亚地区最廉价的劳工。由于越南政府一直重视普及中小学教育，因此，越南劳工虽然是东南亚地区最廉价的，但其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却比较高。 
  再次，政治法律环境稳定而良好。越南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一党制度，党内有民主的传统与风气，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十分牢固，虽然西方一些势力也企图在越南推行“橙色革命”，但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越南的党和政府还十分注重完善法律制度，强调依法治国，越南共产党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律以及与人民民主的关系，“更新党的领导方式，其中要集中更新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领导方式要体制化，要具体化成宪法、法律。”“党在宪法、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活动”。“尊重和发挥人民的当家作主权并接受人民的监察”。越南党和政府在革新的过程中尤其注重法制建设，从1946年建国以来越南国会一共通过了77项法律，其中有一半以上是1986-2007年新颁布的，另外有20多项是经过多次修订的法律。例如，《外国投资法》曾经经历过1987年、1990年、1993年、1996年和2000年一共5次修改和补充，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针对近年来日益猖獗的官员贪污腐败问题，越南党和政府加大了打击和防范的力度。据统计，2001-2006年，越南共产党以谴责、警告、开除、革职、送交法庭审判等形式处分4万多名党员，被惩治的党员中，有118名是在政治局或书记处管理的领导机构担任过重要工作的领导干部，级别包括中央书记处副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省委书记、部长、副部长等，其中有13名是中央委员，19名是部长或副部长，26名是市委、省委书记或副书记。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上述越南投资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变化，有可能从有利因素转化为不利因素。例如，正因为越南投资环境好，因此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从而形成比较激烈的竞争局面。如前文所述，进入越南的外资已经多达80个国家和地区，居前10位的外国投资国(地区)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国、荷兰、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外国投资者在越南投资设厂的时间都比较长，已形成了较完善的生产与销售网络，在竞争中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如在早期以十分低廉的价格租借了大面积的厂房用地，与越南当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熟悉越南当地的民情风俗等。 
  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也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笔者与同去考察越南的学者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越南政府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藏富于民”，老百姓比较富裕，私人房屋都很漂亮，而政府每年的预算都是入不敷出，财政赤字约占GDP的5%左右，政府没有财力从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地处胡志明市周边平阳省的工业区，交通道路都比较差，当地投资的台商说，搞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一般由厂商集资出一半，当地政府出一半的钱。此外，越南的地理位置与条件也造成了南北交通的不便，越南的国土从北到南长达1600多公里，像拉长的拉丁字母S。南北两头宽，中间窄，加上越南的地形是西高东低，决定了其河流大多是从西到东的流向，因此，给南北陆路交通的建设带来了许多障碍。迄今为止，越南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铁路还是当年法国殖民时代修建的窄轨铁路，速度很慢。此外，越南的电力短缺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各大中等城市停电的现象普遍，许多乡村还没有通路、通电。另外，软环境中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各级政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贪污腐败等现象。 
  目前在越南投资，还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根据越南的国家发展战略来确定企业投资的重点与方向。 
  越南今后10多年的发展战略重点，是加快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步伐，尤其是要“鼓励发展竞争性优势高、出口产品多、吸收众多劳动力的高科技工业、制造业、软件业及其他补助工业；发展开放经济区及经济特区；鼓励并为其创造顺利条件让所有经济成份参与发展的日用产品及出口产品；按照现代化方向生产重要的生产资料；优先吸引经济集团及跨国公司的投资；尽快吸引国内、国外资金投资炼油、石油化工、冶炼、机械制造、化肥、建筑材料、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项目。”据越南政府公布的2006-2010年的5年发展计划，如下5个领域将是鼓励投资的重点：一是电子工业及高科技投资项目。拟在河内建设一家生产电子医疗设备的工厂，欢迎外商在和乐高科技工业区、胡志明市高科技工业区投资信息、生物化学、新材料、微电子、自动化、光学工艺等领域。二是炼油和化学项目。拟在清化省仪山县兴建一家年产700万吨石油产品的炼油厂，在头顿、清化等地兴建石油化工企业。三是电力工业，拟招商引资兴建5家火力发电厂和1家变压器生产厂；四是制造业，包括招商引资建设汽车发动机及零件生产厂、造船厂、拖拉机厂等。五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项目包括：兴建一条从边和省到头顿省全长78公里的铁路，从同奈省到胡志明市全长49公里的铁路，胡志明市到同奈和巴地—头顿省的全长176公里、4-6车道的高速公路，从胡志明市到芹苴市的全长176公里、4-6车道的高速公路。 
  第二，根据越南各地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来确定企业投资的地点与位置。 
  2004年8月13日，越南政府颁布了有关成立及发展3个重点经济区的决定，按照这个决定，越南将全国分为3个重点经济区，旨在发挥各个地方的潜能、地理位置优势、资源优势等，以加快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速度。 
  北部重点经济区。包括河内市、海防市、广宁省、海阳省、兴安省、河西省、永福省、北宁省等8个省及直辖市。该经济区重点发展的领域包括：高科技行业、高质量服务业，如软件工业，信息设备、自动化及科技研究成果产品，生产自动化设备、机器人、新材料、高质钢铁，造船业、机械制造业等。 
  中部重点经济区。包括岘港市、承天-顺化省、广南省、广义省、平定省等5省市。其中，岘港是越南最大的港口之一。该区的发展重点是要以港口为中心，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加快广南省朱莱经济开发区、广义省容橘经济区及真梅菱经济贸易发展区的建设速度，规划建设平定省仁会经济区，使之至2010年逐步发展成为该地区的核心。同时大力推动岘港市、顺化市、归仁市在贸易中心、服务业及国际贸易方面所起的作用，让该地区成为中部和西原地区的贸易、服务、旅游中心。 
  南部重点经济区。包括胡志明市、平阳省、头顿—巴地省、同奈省、西宁省、平福省、隆安省及前江省等8个省市，旨在将该地区建设成为经济活跃、增长迅速而稳固的区域，在全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居领先地位，领先融入国际经济，成为带动东南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根据这个目标，将在胡志明市西北部建立综合经济区，包括隆安省、西宁省及胡志明市；在平阳省将发展高质量的培训中心和医疗中心；在头顿—巴地省发展高水平的职业培训中心；兴建胡志明市到头顿、中梁及西宁的调整公路；兴建龙城机场。 
  第三，关注劳资关系。早期，越南的劳工、资本家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政府和资本家的关系可能要紧密一些，如果出现劳资纠纷，政府一般都会倾向于资方。近几年，越南政府先后修改了《工会法》和《劳动法》，赋予了各级工会较多的权力。一般发生劳资纠纷，工会都会站在工人一边，如果获得工会批准的罢工，厂方还必须发给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工资。有一位曾经在中国大陆工作过的台商管理人员将中越两国的工人进行比较，认为越南工人虽然工资低廉，但技术素质远不如中国工人，中国工人很容易训练成为熟练工人，越南劳工训练的难度则大得多。原因在于，越南农村土地很多，农民的生活环境与条件都比较优越，大部分农民都把进工厂做工当作是农闲时的一种调节和增加收入的一种补充，因此，他们并不太看重在工厂的工作，满意就干，不满意就走，因为回家种田对越南工人来说也是个不坏的选择。而中国大陆的工人不同，他们往往是无地或是缺地的农民，进城打工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因此，他们往往很看重这份工作，不会随意辞职。 
  另外，我们也必须辩证地看待越南丰富的人力资源。近年来，越南劳工到海外打工的人数激增，据越南当局的统计，目前约有50万越南人在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工作，主要在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每年汇回国内的资金达15亿美元。劳务出口是越南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一个战略方针，今后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越南投资设厂的一些老板也担心，越南今后几年会发生劳工荒，熟练工和技术工人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据笔者观察，到越南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电子、家用电器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还有一些竞争优势，但优势不会长期存在。 
  四、结论 
  近期，国内外传媒频繁发表关于越南经济危机的报道和评论，认为越南出现了类似1997年那样的经济危机，而且将要蔓延到整个地区。笔者认为，这些说法缺乏事实根据。 
  第一，正确看待越南的宏观经济形势。笔者认为，应实事求是、客观冷静地看待对越南经济当前存在的问题。总体而言，越南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是好的，2008年以来她所出现的经济问题是金融动荡而不是金融危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出现金融动荡或者叫不稳定现象是常有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国内外公众反应过度，其中也有传媒过分炒作的原因。越南经济的确出现了较大的困难，但不是危机，而是前几年经济过热引发的一些矛盾正逐步尖锐化。越南政府从2008年初开始便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针对经济过热等现象进行了治理和政策调整，现在已初见成效。 
  第二，当前越南经济出现的问题与世界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越南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美国经济衰退以及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对越南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以高通胀为例，这并不是越南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通胀的压力，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越南战后初期也曾经出现过高达300%的通胀率，但越南人民还是挺过来了。这在于她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粮食、热带农作物产品、渔业产品等基本食品除了满足国内人民的基本需要之外，还有大量的出口。因此，越南的高通胀不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特别的困难。 
  第三，越南金融业当前面临的不稳定与困难不会对其他行业产生严重的影响。越南的金融业并没有完全放开，她目前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改革，但政府手中仍掌握了许多宏观调控的丁具与手段，不致于完全失去控制。况且，越南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目前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阶段，越南的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只要农业和工业不出现大的问题，越南经济就能够基本保持健康的发展态势。 
  第四，只要进入越南的外资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越南经济增长就有可能继续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据报道，2008年上半年，越南收到的外国投资申请总额将达到330亿美元，比2007年全年的总额200亿美元高出65%。并且那些从成本日渐上涨的中国撤出的厂商，包括佳能(Canon Inc.)、英特尔(Intel Corp.)等全球知名品牌以及台湾炼钢厂商和韩国一些造船厂已经开始在越南大规模投资。 
  第五，越南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后发展国家。笔者认为，越南经济发展目前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不会改变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大势，只要世界经济形势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形势好转，越南就能够很快克服困难，重新恢复活力，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位于洛杉矶的投资公司Both Capital Partners LLC表示，需要3-6个月的时间才能清楚地看出越南能否控制其通胀问题。但该公司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一旦越南经济从货币问题中恢复过来，我们预计全球投资者将再次对越南的长期前景兴奋不已。”

8. 管仲的故里在哪?

管仲故里在登封市天蚨园
 
管仲（？—前645年），登封天蚨人，名夷吾，字仲，生年不详。相传，他是姬姓后人。《史记·管晏列传》的记载是“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颍上即颍水的上游或颍邑，就是现在的登封市西郊少室山下天蚨园。

管姓源出管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史记卷三十五·管蔡世家第五》记载：武王灭商，封三弟叔鲜于管(今郑州市)，建立管国，史称管叔鲜。武王驾崩，管叔叛乱，兵败被杀，管国立国不足6年而被废。管国被废后，周成王十一年迁管叔鲜子辈为纶邑大夫，“纶国”是夏代方国，在登封西郊天蚨园一带，这儿正是“颍水上游”、颍水之源。

颍地，春秋时属郑国大夫颍考叔的封地，即现在的登封市颍阳镇。颍水发源于河南省登封市少室山，即登封的颍河，最后在安徽的颍上县汇入淮河，流经数百里。“颍上”即颍水的上游或颍邑，即现在的河南省登封市境内少室山南麓的颍水发源地天蚨园。而非安徽的“颍上”（安徽的颍上县，周为“慎邑”，秦置“慎县”，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改称“颍上”，所以汉代司马迁不可能知道发生在他800年之后的事），登封作为颍水的发源地无疑在上游之内。登封至今流传着“智管子不智管子”的方言。

管仲自幼刻苦自学，通诗书，懂礼仪，知识丰富。管仲家道衰落，为了谋生，管仲做了商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管仲有位好友鲍叔牙，管仲“常与鲍叔牙游，鲍叔深知其贤。”管仲做过三次小官，都被辞退，鲍叔牙认为，这是人家不贤明，并非管仲没有才能。后来管仲和鲍叔牙分别做了齐国君的公子纠和小白的师傅。春秋初年，齐襄公荒淫无道，弟子们纷逃国外，公子纠由管仲辅佐逃往鲁国，公子小白由鲍叔牙辅佐逃往莒国。 
齐桓公即位后，打算任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极力推辞而力荐管仲。齐桓公惊讶地反问道：“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仇人吗？”鲍叔牙回答道，管仲乃天下奇才，谏请齐桓公消释旧怨，化敌为友，现在如果赦免其罪而委以重任，他一定会为齐国效忠。经鲍叔牙建议，求贤若渴的齐桓公选吉日，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去迎接管仲。齐桓公任命管仲为上卿（相当于丞相）。 
管仲上任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主张“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罚不避新”，“察能授官”。于庶民中选拔人才，管仲带头执行尚贤政策，亲自推荐放牛出身的宁戚为大司田，使宁戚成为齐桓公富国强兵的得力助手。管仲提出了著名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把礼、义、廉、耻看作“国之四维”，管仲注意发展农业，提出“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着遂”的进步主张。使农民安心农业生产。他鼓励民众参与境外贸易，扩大交流，推动了商品流通，使刘国的经济很快得到发展。管仲还第一次提出了按照人们的职业把人口分为“土、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这对后世影响很大。 
管仲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招商引资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政治家，管仲在齐国率先施行优惠下策招商引资，不仅要让商人们纷至沓来，还要让他们在齐国安居乐业。管仲又向齐桓公提出了实现在中原称霸的谋略，打起了“尊王攘夷”的旗号，开始了兼并诸侯、统一中国的霸业。 
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先后主持了3次武装会盟、6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1次，史称“九会诸侯，一匡天下”。齐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管仲为创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桓公尊为“仲父”。 
经过管仲40年治理，齐国由一个小小的海滨之国发展壮大，最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公元前645年，管仲患了重病，齐桓公去探望，询问谁可以继任相位。齐桓公欲任鲍叔牙，管仲诚恳地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是不可以为政的。”他推荐了为人贵厚、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有人听了管仲这段话，便去鲍叔牙处挑拨。鲍叔牙笑道：“管仲荐隰朋，说明他一心为社稷考虑，不存私心偏爱友人。”告密者这才察觉管仲交友之密、知人之深，灰溜溜地走了。于是便有了“自古交友学管鲍”的说法。“管鲍之交”也成为交友的警示之语。 
后人收集管仲的著作，并假托其名作《管子》一书。《管子》一书被一些专家学者列为影响中国的100本书之。